房山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始刻于公元七世初叶的隋代，历经唐、辽、金、元、明各代，绵延一千余年，镌刻不断，共有大小经14278块，刻佛经1122部、357卷。它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特别是研究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资料，也是世界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石经山在云居寺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公尺，开凿九洞，分上下二层。下层二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顺次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户可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镇之，称压经塔。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隋大业（605-617）年间开始筹画，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刻完《涅槃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槃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

    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

    至辽代继续镌刻。据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天庆八年（1118）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

    金代续刻石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后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

    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

    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画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得藏经碑1.4万余块。

    《房山石经》这部自隋唐以来绵续一千多年沿刻的佛教经典，在佛教研究、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明清以来，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 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

    首先从《房山石经》的学术价值来说，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据唐代开元二十八年（740）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大唐新译经四千余卷，送往石经山作为刻经底本之用，而且是由当时的佛教版本目录学专家、长安崇福寺沙门智升亲自护送的。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开元大藏经的目录《开元释教录》完成之年。所以这四千余卷用作刻经底本的赐经，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钦定开元大藏经》，而《房山石经》的唐刻部分保留了这部唐代宫廷大藏经的原貌。

    我国历代雕印的汉文大藏经，加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内，约有三十余种。目前留存于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鲜半岛于1236年开雕的《高丽大藏经》再雕本。这部《高丽大藏经》在刊印时的主要校勘本是《契丹藏》，而《契丹藏》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家视为「梦幻」般的一部藏经。近年来根据研究，《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这一事实已被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所证实。 《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实际上是一部《契丹藏》的覆刻本，这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此，《房山石经》所用的两个底本，在今天都是绝世不传珍本，所以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尤为可贵的是，《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六十余种各种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典，这些佛经不是历代相传已经佚失的，就是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

    其次，从《房山石经》的文化价值来说，绝大部分的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不仅是最有价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出我国书法变迁的历程。有些经版上出现的线刻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艺术形象，生动而丰富地表现了当时幽州地区民间艺术的风格。

    再次，石经经文后附刻有约六千则的施刻人题记。这些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在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职官。他们的职称和官衔，有的可补史籍记载之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题记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贯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镇、城坊等的记录，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区的政治区域规划，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以上资料根据【华夏出版社】与【中国佛教信息网】房山石经介绍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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