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顾名思义就是刻在石头上的经典、经文了。早在汉代，人们就将儒家的重要经典镌刻石上。西汉末年，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也受此启发，于是北齐时期便出现了第一块佛教的石刻经典。人们认为纸帛书经轻易就会遭到毁灭，而篆刻于石才可以永存于世。

    人们的假设在一千多年后得到了证实。当房山石经山上封于9个石洞中的四千余块石经板和山下云居寺地穴里一万多块石刻经重见天日的时候，那清晰的笔触和娟秀的字迹似乎告诉注视它的人们这世间的确存在永恒。

    人一代一代地老去，动荡坎坷也好，平凡安宁也罢，不过是一百年的里程，但这世上发生过的惊天动地或可歌可泣的事情却能超越生命的限制延绵下去。有时一个单独的人在对比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会显得那么不堪一击。房山石经依然在一千多年前它们被封藏的地方安静地听凭岁月流淌，而46年前参与指挥挖掘和拓印石经的黄炳章如今已是85岁高龄的耄耋老者了。可以想像过去的一千间，人们用多少个“短暂”去成就了“永恒”。

房山石经的诞生

    房山石经由静琬大师在隋朝大业年间创刻起，师徒相传，代代接替，从隋一直延续到明，共经历6个朝代、一千年的时间，是一件浩大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工程。僧人们如此锲而不舍，除却对信仰的虔诚更因为遭遇了两次“法难”的打击而心有余悸。

    中国历代统治阶层对信仰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推崇道教，有的推崇佛教，有的排斥佛教。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两次皇帝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一个是北魏太武帝，一个是北周武帝。盛极一时的佛教遭到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全国的寺庙被赐给王公将相作为私用，僧徒被迫还俗，佛像被砸毁、经书也化为灰烬。没有经书就无法念经拜佛，信徒们惟恐失去信仰。北齐一个叫慧思的和尚有意将佛教中的重要经典刻在石头上，存放于洞中，如果“发难”再次降临，手写经书被焚烧殆尽，就等灾难过后取出石经作为底本拓印，以免失传。

    慧思的愿望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实现，他的弟子静琬秉承了师傅的遗愿，立志吸取“灭佛”的教训，镌刻石经。静琬游历多方，最终选择房山作为刻经之地。那里有隶属太行山系的山脉，云雾缭绕，似有仙气。山下一个叫石窝村的地方盛产石料，山上有洞穴可以藏经。于是静琬开始化缘筹钱，潜心刻经。

    隋唐静琬刻经是房山刻经历史的初期，静琬用什么样的经卷版本做刻经的参照已无从知晓，但可以推测数量不会太多。石经山上有一座金仙公主塔，塔上的题记中记叙道：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听说了刻经一事深受感动，她请求皇帝赐给云居寺四千多卷大唐新旧译经。唐代还没有发明雕刻印刷技术，经卷都是手写的，非常珍贵。这四千多卷译经由当时佛教界中很有学识的版本目录学家智升和尚亲自护送到云居寺。今天，全国范围内保存的唐代写经也十分稀少，而房山有四千多卷篆刻在石头上，无怪已故的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感叹云居寺为北京的敦煌。

    唐代末年国势衰落，五代又战乱纷多，房山石经一度停刻了。直至辽代涿州(河北境内)刺史韩绍芳游经云居寺，他得知山上石洞中藏有石经，于是命人打开石洞验名对数，然后奏请圣宗皇帝续刻石经。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对房山石经的清点，然而韩绍芳并没有把7个洞穴全部打开，因此他得出的“总合经碑2730条”的结论也就不甚准确了。之后的兴宗、道宗和天祚帝都大力支援刻经，道宗时期通理和尚刻经，第一次把原本高两余米的大碑改为76公分的小碑，这番改动省时省料，经板搬运起来也方便多了，大大加快了刻经的速度。天祚帝在位的天庆7年，山上9个石洞已经藏满经碑，于是僧人们在山脚下的云居寺内又开掘地穴搁置，地穴上建塔详记始末。辽金时期是房山刻经历史的另一重要时期。

    随着朝代的兴衰沉浮，刻经的历程也是时断时续，但毕竟延续了下来。大规模的“法难”并没有再次来临，在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驱使下，虔诚的信仰支援着一代代的僧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篆刻石经，永恒的东西往往不是可以标价交换的。此后在寂寞的几百年里，尘封的石经不再明了这世上的变迁。

第二次验名对数

    1956年是释迦牟尼佛逝世2500周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号召各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为佛教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报请国务院，选择挖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自己的献礼。

    3月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佛教协会的工作组来到了一片荒凉的石经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曾向这里投掷过炸弹，云居寺已被毁得面目全非。黄炳章是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工友们在半山腰搭建起工棚和临时办公室，开始了房山刻经史上的第二次“验名对数”。

    雷音洞是工作组清理的第一个对象，这是9个洞穴中唯一为开放式的，一度作为法事活动的场所。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洞内残破的景象令人心痛。原本镶嵌在四壁的石经板有18块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块经板上被胡乱刻下了“到此一游”四个字；洞口处不知什么人搭了一个临时的土炕，就在动手拆除的时候，黄炳章惊诧地发现炕竟然是用经板的碎片垒起来的。黄炳章心里难过极了，就在600多年前元代的至正年间，一个叫慧月的高丽(今南韩)和尚也曾经来到雷音洞，他读了洞中静琬写下的“贞观二年题记”，了解了静琬大师刻经的意图，又看到眼前遭受破坏的石经，心中一样惋惜不已。慧月留了下来，四处募化钱财，补刻了洞中损坏的5块经板，并在经末留下了题记。

    一个云游至此的外国和尚尚且如此，那么对拥有这份宝藏的中国人来说，“爱护”更是天经地义的了。工作组从山下的石窝村请来了最好的工匠师，把18块残经一一拼接好重新镶嵌回洞壁上。黄炳章还对工友们传达了一个命令：凡是在山上发现的残碑残石，无论大小，只要上面刻有文字的一律编号、拓印，一件都不能少。

    在以后的研究中，正是通过这些拼接起来的残片内容，学者们找到了探索整个房山石经的线索。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华严经》是静琬所刻的第一部经，文献中也这样记载，但工作人员从残缺的“伍德八年题记”中得知《涅盘经》才是房山石经的首部，只是因为完成后静琬发现其中有缺字，便把它们当做石料铺在了洞口。

    撬开山上其余8个藏经洞的石门，尽管有山泉和风沙的侵袭，石经板依然保存完好。经过清洗，这些打磨过的石料光可鉴人。对山上石刻经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考虑到保护石经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山上的石刻经按照原来的位置又重新放回洞中，石门重新封好。

挖掘地穴石经

    1957年的夏天，工作人员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山下云居寺内，于已被炸毁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四边筑有围墙，穴内分大小不等的两室，摆满了一摞摞一层层辽金时期的经板。一年后，地穴石经的拓印工作也完成了，文物局拨专款盖建了库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块石经。

    地穴石经的挖掘还给学者们带来另一个惊喜。当年金仙公主赐给云居寺的四千余卷译经刻完后，僧人们又是用什么继续做底本的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发现，学者们确定是《契丹藏》。辽代朝廷聚集众多高僧编写的《契丹藏》品质非常高，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从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后利用汉人学者、吸收汉族文化，国势大强。 《契丹藏》编写完成后曾赠给高丽一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它一度失传，文献上也没有对它的记载，就连它是卷轴式还是方册本都无从考证。地穴石经出土17年后，北京文物局派专人去山西应县修复木塔，在木塔第四层卧佛的肚子里发现100多件辽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经，为卷轴式。经过对比，卷轴里一张纸的内容就是地穴中一块辽代石刻经碑的内容，字数、行数和个别用字都完全一样，充分证明了《契丹藏》是辽金时期刻经的底本。

    一万余块石刻经的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资讯，每篇经末的题记都注有布施人、布施钱财的数量、要求刻经的篇目和刻经的目的，布施人中有皇帝、大臣，也有商业行会和平民百姓，这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都有一叶知秋的功能，足以形成一门课题，几十年来为各国的学者研究探讨。

    石经山至今还保守着一些秘密不肯透露，据史料记载，山上还应有一座名为“孔雀洞” 的藏经洞，那些与文献数据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经中找不到的石经板很有可能就藏身于孔雀洞。但它究竟是湮没在了坚硬的山体里还是消失在浩瀚的历史里，只有等待明天的发现。 （资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陈列馆内，1122部3572卷14278块篆刻佛经向人们展示着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一千多年的寺藏石经。刊刻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罕见壮举，堪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这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不愧为北京的敦煌再现、世界佛经奇观。石经、纸经、木板经、佛祖舍利无不显示佛教曾有的辉煌，显示僧侣信徒的虔诚和坚韧，显示佛学文化的博大精深。除僧尼之外难怪还有那么多人在“净名事理人难解”的情况下“身不出家心出家”。

    云居寺始建于隋朝末年，坐西朝东，环山面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僧人静琬法师为使佛经永存世间，遍访中国名山大川后，选中白带山取石刻经。以后的一千多年，无数僧人用执著和毅力把世界最古老最完整、数量最多的石刻藏经奉献给后人，成为研究佛教、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其经文的准确性、经末题记的范围，以及书法艺术等许多方面堪称佛经之绝唱。此外，佛家的广阔襟怀与云居寺的石经及文物容量真是一种契合：重约400吨的《龙藏》木经；石经山腰的9个藏经洞；千年隋唐塔群和佛祖舍利，让人们为这里为佛家喝彩。
 
   
房山石经

    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山在云居寺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公尺，开凿九洞，分上下二层。下层二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顺次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户可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镇之，称压经塔。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刻造。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隋大业（605~617）年间开始筹划，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刻完《涅槃经》后即圆寂。据考证，静琬除刻《涅槃经》外，还有贞观八年所刻《华严经》，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谓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开元年间，由于帝室的支持，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口（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当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有石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于九个石洞。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至辽代继续镌刻。据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藏于石洞中的石经数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宁三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清宁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天庆八年（1118）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以镇之。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金代续刻石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后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明代朝廷修理了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在京当官的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中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心安理得藏经碑1.4万余块。

    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林子青）

 

 

(责任编辑 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