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知识

解答您修行上的疑惑

当前位置: > 佛学知识 > 戒杀放生 > 护鲸人的尴尬及其他

护鲸人的尴尬及其他

作者:妙净   来源:昆山佛教网 

  读书之余,打开电视机。一部美国电影,竟然让我兴致勃勃地看到尾,且想了很多。


  先说说电影内容。电影的名字为《护鲸记》,讲的是一个叫查尔斯·兰德的纽约工程师,假日里突发奇想,携妻儿四人驾一艘帆船,到纽芬兰附近,沿着某传奇人物曾走过的航线,准备度过一个刺激的假期。遇风暴漂至一海岛渔港小镇(纽斯卡尔)。而恰好一头鲸鱼也因风暴误入港内搁浅。鲸鱼每天需要大量的食物维持生命;镇上的无赖混混以枪杀鲸鱼为乐;海上的捕鲸船欲以三万美金的价格请镇上的人代捕。兰德与几位朋友一道,力图保全鲸鱼。关键时刻,渔警受命赶到,制止了枪杀鲸鱼的纽镇人,并指出,鲸鱼将给这个破落的渔港带来新的收入。然而鲸鱼终因病饿而死。兰德满怀惆怅离开渔港。


  应该说,从拍摄技术上,影片并没什么过人之处。故事也无非是近乎老套的保护主义题材。甚至还有些让人多少有些厌烦的具有特定目的而不那么真实的情节:比如象征了罪恶的捕鲸船是在俄罗斯注册的,因而无法加以制裁等(从事实来看,这个国家应换成日本或挪威才是)。但抛掉这些不论,在故事本身之外的潜台词,却颇耐人寻味。


  说耐人寻味,是指影片中对护鲸人兰德与其对手--纽镇人的关系的处理而言的。在大多数此类保护题材的影片中,代表了正义的人们总有其冠冕堂皇的责任来保护自然环境:或者身为政府官员,或者是当地人为了保护自己土地上的资源而反抗外来的掠夺。而他们的敌人,也往往是为了攫取利益而杀戮或破坏。但在这部片子里,兰德作为一个外国(美国)工程师,并没有直接的责任或权力或利益来保护鲸;而纽镇人,除了三万美金的诱惑外,也没有更直接的理由杀死这头鲸,但他们偏偏成为兰德护鲸的最直接的阻力。保护与破坏的角色被模糊化了。


  那么他们各自又为了什么呢?


  到这里,必须把他们之间的另外一层关系披露出来了。纽芬兰这个小渔港中的居民,虽然与兰德生活在同一个西方社会中,但他们是边缘群体。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兰德是大陆人,代表了那些与他们不一样的人,是属于优势群体的人,也是很遥远的人。他们说:“就是你们在纽约(的生活),使他们不断捕鲸,捕到现在只剩下一头了。”而生活在大陆上的人们并不关心纽镇人。小镇上的X光机坏了,没钱修,导致一个渔民的女儿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死。“至少可以用三万美金换一个新的X光机啊,”那名渔民说。


  这种隔阂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岛上生活了多年、在这里娶妻生子的老渔民和自愿来此、深受敬重的女医生,也被纽镇人自觉不自觉地列入大陆人。饶有意味的是,帮助兰德保护鲸鱼的,也正是他们。


  无论是在兰德、还是老渔民或女医生心中,其实同样自觉不自觉地把镇上的居民划为另类,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可以从他们对当地居民的隐忍看出来)。


  这样,护鲸与杀鲸(确切地说,是阻止护鲸),成为一种类似于较劲儿的举动,变成了纽镇人尽管似懂非懂、尽管同样从心里怀着对鲸的爱,却一定要加以阻挠——“我让你护不成!”的潜台词是“我为什么让你来护?”这从镇上居民表决时对兰德的辩白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没有你,我们一样会把鲸鱼救出来。”然而有了你,就不一样了,这是他们没说出来的。


  兰德感到不可理喻。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他得到的尴尬待遇多少有点天经地义。正像前面所说的,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实际利益上,小镇人都无可厚非。


  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我想说,影片实际想表达的是,所有的人在兰德试图做英雄而未果的过程中成了输家,没有赢家:兰德失望而归;小镇上的人很可能无法得到期望的利益补偿;捕鲸船徒劳往返;记者和科学家们没有见到鲸鱼;最重要的是,鲸鱼死了,一切都变得无价值了。并且,大家都没做错。兰德在为镇(市)长扯的谎(鲸鱼已经安全游走)向记者圆谎后,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揭穿他们,兰德说:“他们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我们也一样。”是的,还有什么揭穿的必要呢?这也许是故事最终唯一的收获,也正是影片耐人寻味的地方。如果要用语言说出来,那该是一种有些悲观的想法:人如果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很难奢谈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少不能指望依靠兰德这样的英雄来解决。人与人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因而人与自然的这场游戏很可能是如影片描述的,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的游戏。


  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佬,在塑造了英雄的同时,又消解了他;在没有答案的故事中,给了我们某种回答。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呢?


  先说几句题外话。几年来,一直在西藏从事与自然保护有关的工作。我发现在众多的新旧生态(环境)伦理学教材中,很少对如何处理社会边缘人群(不管是什么原因或怎样导致的)的境遇与环境保护之间产生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这是在实际管理中最常遇到的问题。这种忽视往往会导致类似于“站着说话不腰痛”这样的事情出现。今年在北京,一位兼具专家与官员双重背景的北京人问我:你认为青藏铁路是否该修?(他的观点我早已明了:不修)我说,作为一个学习自然保护专业并从事这一行当的知识分子,我以为不该修,这无疑会增加自然保护的压力;但作为一个拉萨市民,我只知道铁路修通后一瓶普通啤酒的价格从五块可能会降到两块钱,该修!


  只要一个社会的某一个人群(西部也好,下岗也罢)的边缘化未能缓解,只要北京人(很抱歉,这只是一个象征意味的称呼)还在而且能于收入不断增加、衣食住行玩无虞的条件下,正义凛然地要求缓建青藏铁路之类的项目,要求下岗工人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这事情就不好办。说大点儿,是社会责任由谁来承担?是由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护鲸记》的作者所在的国家这不就很随意地撕毁了《京都议定书》?看起来国家之间也是一样。对付这类爷们儿,还真得拿出些牛二式的泼皮和更不负责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啦!


  要么——有时候想,如果让北京人每人每年拿出一两千银子,用于铁路修通后的环境保护,这是不是个解决的办法呢?

 

 

(责任编辑 印天)